光大彭文生:未来影响经济的要紧因素将是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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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
12月10日,光大证券2020年度策略会在上海举办。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彭文生发表了题为“下个十年,数字经济”的主题演讲。

彭文生认为,在过去二十年里人口红利和金融周期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未来十年,新的影响中国经济的重大因素将是数字经济,它对宏观经济格局的影响已经或正在发生。

澳门新葡亰登入,研究文献并没有特别共识的定义,认可较高的是对数字经济的三重划分。核心部分是信息和通讯技术ICT。第二层次是狭义的数字经济,主要是数据和数据技术的应用带来新的商业模式,突出的是平台经济模式比如电商等,也包括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介于平台模式和传统经济活动之间,是对传统商业模式的改造。但数字化涉及到经济的各个层面,从制造业到传统门店,都有数字和信息技术的应用,第三层次的定义是广义数字经济,涉及到几乎所有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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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光大证券(行情601788,诊股)2020年度策略会在上海举办。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彭文生发表了题为“下个十年,数字经济”的主题演讲。

一个代表性的指标是中美的电子商务市场规模遥遥领先。按上市公司市值来看,全球7个大科技平台里腾讯和阿里来自中国,其余全为美国,欧洲和日本已经被落下了。数字经济模式下的全球竞争新格局正在重塑。

来源:上海证券报

从微观层面而言,彭文生表示,美国的数字经济是资本友好型,而中国的数字经济是劳动友好型。资本友好型的数字经济将导致行业集中度的上升,资本回报率的上升,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而劳动友好型的数字经济将导致行业集中度和劳动报酬占比的同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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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层面而言,彭文生表示,美国的数字经济是资本友好型,而中国的数字经济是劳动友好型。资本友好型的数字经济将导致行业集中度的上升,资本回报率的上升,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而劳动友好型的数字经济将导致行业集中度和劳动报酬占比的同步上升。

从宏观层面来说,数字经济将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但GDP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人们更加关注就业、医疗保障、教育、研发投入等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同时,中国还将在在新兴市场的贸易竞争中形成新的优势:出口更多的“无形资产”给同样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彭文生表示。

下文为作者12月10日在光大证券2020年度策略会上发言的记录整理稿。

澳门新葡亰官网址,原标题:光大证券彭文生:未来十年,影响中国经济的重大因素将是数字经济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发展,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对商业模式和经济环境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由此产生的新经济体系,被称为“数字经济”。彭文生认为,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因其非竞争性,一方面给市场带来更大的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也给市场结构和收入分配带来了深刻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劳动报酬下降、资本回报上升掩盖了其中的分化,并不是所有劳动者的报酬都受到挤压、也不是所有的资本回报都上升。数字经济时代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叫“明星经济”,明星经济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个人。数字技术的使用使得明星企业和个人可以以低成本服务大市场,少数人和企业赢者通吃,无形资产的回报上升。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发展,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对商业模式和经济环境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由此产生的新经济体系,被称为“数字经济”。彭文生认为,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因其非竞争性,一方面给市场带来更大的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也给市场结构和收入分配带来了深刻变化。

总结来看,中美两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差别,主要在于人口密度和劳动力成本,这使得技术进步在美国更多是劳动替代型,在中国更多是劳动互补型。美国一些被替代的工作是常规的制造业流水线,中国更多是非常规工作,比如外卖、快递、送货员、专车司机等。中国的平台经济的数量在全球第一位,根据2015年的统计,10亿美元以上估值的全球平台,175个中有64个来自中国。

彭文生认为,在过去二十年里人口红利和金融周期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未来十年,新的影响中国经济的重大因素将是数字经济,它对宏观经济格局的影响已经或正在发生。

GDP增长是否“保6”不是关键

从宏观层面来说,数字经济将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但GDP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人们更加关注就业、医疗保障、教育、研发投入等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同时,中国还将在在新兴市场的贸易竞争中形成新的优势:出口更多的“无形资产”给同样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彭文生表示。

与美国相反的是,过去10年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上升,资本回报率下降。值得一提的是,劳动报酬占比的数据来自统计局,是国民收入统计口径,和美国的劳动报酬占比在概念上是一致的。由于统计数据的问题,估算中国的资本存量误差大,计算整体的资本回报率有困难。我们这里显示的是根据A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估算的上市公司总体的资本回报率。这当然不全面,比如没有包括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但资本回报率下降在方向上和劳动报酬占比上升的逻辑是自洽的,反映了资本和劳动在收入分配中此消彼长的关系。

下个十年:数字经济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有一个疑问,为何过去20年美国资本回报率上升、但无风险利率是下降的趋势?有几个可能的解释,一是我前一段时间讲到的安全资产荒,安全资产供不应求,大家追逐有限的美国国债,导致无风险利率下降;二是垄断租金,即资本回报集中在少数垄断资本手中,一般性的资本回报并不高甚至是下降的;三是无形资产被低估,如果把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放在一起看,总体的回报率没有那么高。

图7-8显示美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的行业集中度上升,过去20年尤其明显。与此同时,国民收入分配的数据显示过去20年美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资本回报率上升,也就是分配不利劳动者、有利于资本。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不好”的垄断,是政府政策、监管带来行业集中度上升,使得分配朝着有利资本的方向发展。但过去几十年是市场化、自由化的大背景,很难想象政策监管是导致行业集中度系统性上升的主要原因。我更认同有关研究文献提出的技术进步是主要推动力量的观点,也就是数字经济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新商业模式带来规模经济,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带来行业集中度上升,比如互联网巨头搭建的平台经济,以及占有专利、数据垄断等等。无形资产、大数据引用促进行业集中度上升不仅体现在新经济模式上,即使在传统领域,行业集中度上升的压力也在增加,比如线上价格比较导致商品和服务价格越来越透明,使得高效企业胜出,低效企业退出,靠不透明的价格差异来维持低效运营越来越难。

第二,就盈利来讲,资本回报呈现分化。行业集中度上升会带来垄断租金、龙头优势将日益明显,即使是传统行业我们也要关注龙头优势。但是这个优势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动态竞争下创新成本低、成长期缩短。一般性资本的回报率受挤压。

文 |彭文生

从供给端来讲,中美两国的风险资本可以流动,但劳动力不能流动。美国劳动力成本贵,投资更多是替代劳动力的模式;中国劳动力成本低,投向更多是与劳动力互补的模式。传统理论认为,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化,劳动者工资是降低的。很多人用这个解释为何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扩大。但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似乎对这样的经验关系提出挑战,劳动者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报酬是上升的,这是因为数字技术使得同一个劳动者在一段时间内服务的客户增加。由此带来的劳动报酬上升,必然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转向新经济模式,传统行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回报率下降。

从宏观分析来讲,我们更关注狭义范围和广义范围的数字经济。广义范围涉及到数据应用对效率和结构的普遍性的影响。狭义范围更为重要,比如平台经济,其商业模式有别于传统经济,对平台经济模式的理解对我们分析数字经济的宏观含义至关重要。

什么是数字经济?

GDP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需要建立新的指标体系。就当前来讲,争论GDP增长是否应该“保6”意义不大,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GDP的重要性下降,我们更应该关注就业、教育、医疗保障、研发投入等直接反映民生和经济发展潜力的指标。

对此的解释有几种可能,一是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受其他因素的抵消影响,比如金融危机后大衰退导致的长期失业在一段时间降低劳动者的技能;二是国民收入统计的误差,比如无形资产投资被低估,导致产出被低估;三是时间差,一般性技术进步扩张渗透到经济各层面需要时间,从发明电到电力应用普及提升经济效率经历了长达几十年时间的过程,Solow1980年代提出的疑问,在1990年代看到了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数据。

当然,还有一种偏悲观的看法,就是尽管有数字和信息技术的应用,现在的生产率增速就是低。我自己倾向没有这么悲观,常识告诉我们,数字经济对效率提升是可以看得见的,但这个争议大,已经有很多研究文献,这不是我今天讲的重点。我想讲的是数字经济在宏观层面的其他体现,大家关注还不够但很重要的方面,这就是美国行业集中度上升、劳动报酬占GDP比例下降、资本回报率上升的现象。

但另一方面创新成本降低也意味社会流动性增强。全球主要经济体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老龄化,使得整个社会创新动力下降;第二个是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导致社会流动性下降,也不利于创新。但数字经济会带来创新成本下降,社会流动性上升,可能对我们担心的老龄化和贫富差距问题有一定的对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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